通过竞争机制赢得多数赞同的利益，就应该被认为是最接近于公意的结果。
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公法与私法中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同时，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并且像其他人类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能被理解。
身份以差别为前提，通过区别对待，形成差序格局，来调整人际关系，塑造人类行为，维持社会的存在与发展。[xxxi] [德]赖纳·汉克著：《平等的终结——为什么资本主义更需要竞争》，王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64页。一方面，在确认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处于基础地位，以便于促进效率。我们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尽量保证市场进程是公平进行的。[vi] 例如印度教就主张神造人时，用嘴造出沙帝利阶层，所以其是上等人。
积极财产为财产之整体，亦即权利的总和。人格平等的诉求首先存在于下层民众的愿望之中，这种民间自发的愿望通过宗教得到整合升华，提炼出众生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等核心价值，后来演变为系统的宗教学说，获得教士僧侣、教堂寺庙、宗教仪式的支持，成为具有运行能力的强大社会力量。但是，这种主要目标模式的定位，却不是这么容易。
法理学、法律史等理论性学科，基本无须做此种练习。理由在于，法学院可以与相关教师有深度沟通，使其能够针对法科学生的特点开设，妥当选择讲授的内容，使其深度适宜(不宜过深)、授课方法具有针对性。法学院可以开设民事诉讼实务、刑事诉讼实务等课程，以及模拟法庭和各类法律诊所课程，其中很多课程可以邀请有经验的实务工作者担任。讲授课就是大班讲课，研习小组(Arbeitsgemeinschaft)是将民法、刑法、公法的学生划分为小组，由助教(很多是在职的法官、检察官)手把手地带领做案例题并讲解，以学习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至于理由，大体上就是感觉本身，或者祭起基本原则的大旗，用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来处理问题。法治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技术。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法律还比较粗陋(尽管体量已经非常庞大)，根据这样的法律判决案件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对于法学者来说，由于法教义学是法学研究中的主流，因此法官能力的训练对于此类法学研究来说也是最基本的。刑法似乎关系较远，但是，在民商事法律工作中必须避免让当事人陷入犯罪的陷阱。[34]苏力教授认为，法学院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
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广阔的视野，学习观察和理解社会问题、法律问题的多重角度，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法律，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基础。而深入的技能训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在所涉及的知识面上却有所不足。有人回答王先生不应当支付5元，因为如果都这样，社会就乱套了，因此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王先生不应支付5元。而法教义学的训练，对于立法工作也具有直接的意义。
[55]但是，这些课程不可能在法学教育中居于主要地位。[20] 在德国，对于这一目标的一种质疑是，多数学生将来从事律师职业，而法学教育中却缺乏训练学生学会撰写合同以及代表当事人在法庭上有策略地、熟练地进行辩论的能力等律师技能，因此很多人认为法学教育应当更多地以律师职业为导向。
因此，探知法律事实无非从两个角度：从当事人(或律师)的角度，就是搜集相关证据(其最专业化的体现是刑事侦查从法官的角度，主要是根据既有的证据认定事实。学生必须在课前仔细阅读案例。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法学院目前开设的案例研讨或者类似名称的课程，将案例材料(一般是法院判决)发给学生，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并辅以一定的讲解，而并无书面作业要求。何美欢，见前注[2]，页27。(一)法学教育中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的方法 1.通过案例练习来训练技能 何老师尖锐地指出，中国法学教育的严重缺陷就是技能培育的全方位缺席。刑事正义、防卫与预防。当然，法学教育中也应适当地训练律师(诉讼律师和非诉律师)、立法者以及学术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能力，为此应提供包括法律诊所在内的相应课程。此外，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责任感和使命感。
两国的差异是，通识教育的任务到底由设置在大学的本科学院完成，还是在大学之外的中学完成。但是，何老师关于法学教育的基本思想，为笔者所赞同，并构成本文的重要基础。
学习的内容应考虑司法、行政以及法律咨询实践，包括为这些实践所必须的关键性技能，特别是谈判管理、进行会谈、辩论、调解纠纷、和解、听证以及交往能力。关于中国教育重视记忆而抑制创造力的一个尖锐的评论，see Jiang Xueqin, How China Kills Creativity, http://thediplomat.com/china—power/how—china—kills—creativity,last visited: 2013—8—20. [10]何老师对美国法学教育的一个批评是：尽管美国的跨学科法学研究成就遥遥领先，但是他们将研究置于教学之上，导致教学的退步。
尽管优秀的教师可以讲出很丰富的内容，学生也可能很爱听，但是，正如何老师对于教学方式的精辟分析，它的教育效果不可能很理想。法教义学是指以法规范为研究对象，以阐明法规范的含义为主要任务的学科。
[45]笔者完全赞同何老师的见解。 注释: *本文的撰写获得了北大法学院贺剑同学、谷昱同学、金印同学的协助，初稿曾在2011年5月北大法学院的教师工作坊(workshop)以及2011年9月清华大学法学院为纪念何美欢老师而召开的理想的法学教育研讨会上得到与会同仁的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51]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存在两方面的可议之处。(二)积弊的成因 应当说，导致目前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法律职业也需要好的口头表达，特别是要向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或者进行法庭辩论的律师。[79]中国政法大学的田士永教授已经开设了五年的民法案例研习课，共研讨了26个案例。
这是极其危险、有害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尽管也可以考虑改进问题，但是，不论现行法有何种缺陷，他们都必须以其作为工作的前提。
本案中停车场并非为该条构成要件之一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从事管理行为，因此不成立无因管理上请求权。信用证是国际支付结算中最重要的形式，过程非常复杂，但安全性高。
从其广度来看，也可以视其为加强版的通识教育。笔者认为，基于法律硕士项目的现状可知，何老师的学制设计不具有可操作性。[33]特定的商务目标的达成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法律安排，而律师需要设计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商务目标、法律风险可控的框架，当然最好还要简便、廉价。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
对法律人来说，说服别人是一种快乐，被说服也是一种快乐，因为法律解释的目的并非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而是为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其次，苏格拉底教学法尽管可以训练思维，并且训练口头表达和辩论的能力，但是缺陷也是明显的。
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类似观点，参见冀祥德等：《中国法学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60—161。
因此，可以允许有的教师只开设讲授课，而另由其他教师同时开设案例练习课(当然，同一教师更好)。实际上，这些学生在知识方面(即对理论的了解)和技能方面(即理解、适用、分析、归纳、评价法律理论)都有欠缺。